左宗棠的事迹？

主要英雄事迹：

1.参与平定太平天国、捻军

2.创办兰州制造局、甘肃织呢总局

3.剿灭陕甘回乱

4.攻灭阿古柏政权，收复新疆

评价：

正面

许多史学家认为左宗棠是晚清的伟大人物，为民族存亡和中国的近代化作出巨大贡献，是一个有重大历史影响力的伟大人物。

胡林翼曾极力称赞说左氏“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才智超群，必成大器。在1870年代、1880年代力排李鸿章等海防派重臣之议，抬棺西行，收复新疆。史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

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的一道奏疏中评价左宗棠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梁启超评论左宗棠是“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清朝人在著作中评价左宗棠说：“左文襄佐骆文忠，仅一幕职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之为相；奉命出征，发谋出虑，朝廷亦从不牵制，此老一生际遇，文正不如也。”

1983年8月，王震曾对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说：“史学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左宗棠做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办洋务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爱国的，有些是卖国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论。曾国藩、李鸿章是丧权辱国的，左公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

负面：

左宗棠被部分史学家认为是维护封建满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左宗棠在镇压由回逆组织的同治陕甘回变时，带领湘军为了被回逆屠杀的汉族报仇而对回民进行报复性屠杀，所以左宗棠在回族人中评价极差，称之“左屠夫”。捻军与董志塬的陕西回民军重返关中，引发甘肃回民的起义。1866年9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陕西总督，进入陕甘镇压回民，率12万之众赴西北围剿。

左宗棠提出：“先将逆回痛予剿洗”,“痛加惩创”。并制定“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决策。因此就有了大量对回民无分别的杀戮。在诱降后,对放下武器的回民集体屠杀。甚至在西宁,左宗棠曾下达过见回格杀无论的命令。

结束西捻之役，重返陕西途中，左宗棠向河南巡抚“引进”了一个名叫穆正春的总兵以帮助他进行和回民之间的沟通，因为这个总兵是穆斯林，由他和回民军进行沟通要容易得多。应该说这是一个煞费苦心的措施，然而，这个措施实施起来也有许多难处，左宗棠竟然在给河南巡抚的信中特别强调不能跟此人同行，要求他在自己到达陕西之后再单独前往，以避免引起舆论上的麻烦：

“穆镇请饬其俟弟入关后再来何如？鄙意不欲携之同行者，盖虑秦人误疑弟一意主抚，故带讲款之人回秦也。秦中士大夫恨回至深，每言及回事，必云尽杀乃止；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诚不知其何谓？近时西关外民团竟有纠众杀死回人一家八口之案，并不报官。中丞（署陕西巡抚刘典——引者注）取首从五人尸诸市，而论者谓其袒回，亦可怪耳。”

陕西咸阳有个名叫李岳瑞的人，考中进士之后，在北京做官，曾经是康梁变法维新的积极支持者，民国初年回到陕西，担任过陕西省政府的秘书长，他写过一本叫做《春冰室野乘》的笔记，其中有一段记载讲述了陕西同治初年那段历史的大致情况，对多隆阿的屠回极力称赞，对左宗棠实行“抚”的政策，则非常不认同，甚至认为这是由于军事实力不足才不得不采取的方式。他的记载原文如下：

“中兴诸将之善战者，以多忠勇公隆阿为最。公之战功，始于东南，而终于西北，东南战事最久，而不如西北关系之重。盖其在东南，不过攻城野战之勋，而在西北，则仗钺专征，独当一面也。同治元年，陕回乱起，朝廷以胜保为钦差大臣，帅师西征。胜保在皖北，颇著声绩。及西入关，则锐气顿挫，株守省垣，日纵淫乐，不敢言战事。言者交章论劾，诏逮治入京，而以公（多隆阿——引者注）代之。回匪逆巢，在渭北者三城，最东曰羌柏，在同州。迤西有苏家沟，再西为渭城，皆在咸阳境。贼于渭城建府治，盖居然以伪都视之矣。公督师入关，径趋羌柏，力战三日夜，克之，歼悍贼几尽。移师西指，群贼慑公威，苏渭两城，皆一鼓下，陕回皆西走甘肃。大军方欲上陇，而蜀匪骤出山，据周至户县，乃移师而南。周至甫下，公亦致命，千钧之弩，伤于鼷鼠，惜哉！回逆最悍耐战，过粤匪远甚，赖公先后十余战，尽枭其魁杰。左军西征，直因公成局而蒇其事耳。微公造攻于先，后来成败，未可知也。然公苟不死，则必举逆孽而尽殄之，平庆泾固间，无花门踪迹矣。文襄（左宗棠----引者注）后来招抚，直出于不得已。”

这篇记载，大致讲述了陕西回民遭到大规模屠杀的实际情况，对于多隆阿阵亡，未能“必举余孽而尽殄之”表示了极大的遗憾，如果多隆阿不死，不仅陕西，连甘肃的平庆泾固地区，回民都会完全绝迹，当时陕西汉族士绅的仇回情绪，是十分明显的。左宗棠说楚军到达陕甘之后，甚至有这样的情况：“秦中官绅每疑楚军主抚畏贼，故闻官军之胜则疑，闻官军之小挫则乐道之也”，正是由于对左宗棠的政策不满、对于左宗棠不能实行多隆阿那样的屠杀感到失望，才导致这种现象的存在，李岳瑞的笔记也清清楚楚地印证了左宗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