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法为什么不叫市民法？

民法一词的由来

我国现代所使用的“民法”一词是从日本移植而来，最早由日本法学家津田真道翻译。日本在开国之后积极地向西方学习，并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远渡重洋到西方诸国学习，津田真道就是其中一员。他于1862年（大清同治元年）经幕府派遣去荷兰学习西学，并将法律课的笔记写成《泰西国法论》一书出版。中国近代的法律术语有许多都源自于日本，虽然同时期的中国也在向西方学习，开始了洋务运动，但仅限于器物层面，思想实在是太保守了。一步慢，步步慢，直到今天，中国的法学研究水平也和日本存在着差距。

津田真道

市民法

欧洲诸国的民法追根溯源，都源于古罗马的市民法（jus civile）。津田真道在翻译时，去掉“市”字，省略地译作“民法”。有人批评道，这种做法把市民法与其背后的市民、市民社会和市民权利之间互为表里的文化联系撕裂了。但是，平心而论，作为土生土长的东方人，仅仅去西方留学一段时间，是很难感受到法律背后的文化的，更何况，西方的市民社会、市民权利在当时的日本根本不存在。翻译追求的是信达雅，从字面含义以及实际范围上看，市民法与民法并无差别。

众所周知，罗马帝国最早是由一个城邦发展起来的，罗马的自由民就是罗马市民，彼此之间的纠纷适用“市民法”；罗马外的人、以及罗马人与罗马外的人之间的纠纷适用的是“万民法”，这服务了罗马市民许多特权，帝国其他行省的人没有资格享受到。这是典型的属人主义原则。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为了扩充实力、增加税收，颁布了《安托尼努斯敕令》，赋予所有外省的人以市民权，市民法开始吸收万民法，二者逐渐合二为一。

罗马法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而退出历史的舞台，直到十一世纪时，才又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而复兴，成为欧洲私法发展的宝藏。出于对市民法的热爱和市民身份的自豪，人们用市民法（jus civile）代指罗马私法，从此，市民法的公法属性就逐渐的变淡了。

市民法的调整对象

罗马法统指罗马奴隶制帝国的全部历史时期的法律，从最早的习惯法到公元前451年的《十二铜表法》，再到公元529年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历程一千多年，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能追溯一千多年历史的法。中华法系虽然历史源远流长，但是已经成为绝响。

罗马法的调整对象各时期并无太大的差异，基本上遵循人法、物法、诉讼法的分类体系。也就是说，市民法的调整对象是人身权、物权（包含债权）和诉讼程序。《十二铜表法》除了规定有人法、物法的内容之外，还有一些宗教、历法方面的规定，是从习惯法、宗教法向成文法、世俗法过度的法；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分为四编：人法、物法、债法和诉讼法；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作为罗马法的集大成者和落日余晖，基本沿袭了盖尤斯的体系。罗马法的调整对象对之后民法的调整对象的确定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