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典对鉴定所定义？

辞典对鉴定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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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典的确对鉴定有所定义。

鉴定是一种判断、分析和评价事物以确定其真实性、价值和品质的过程。

辞典则是一种用于和记录词汇、语言结构、用法和发音等方面的工具。

由于鉴定涉及到词汇和语言的理解，因此辞典对鉴定有所定义可以帮助读者更好的了解相关词汇和语言的含义和用法。

除了辞典之外，还有一些专门的词典和工具书可供鉴定人员使用，如鉴定词典、法律词典、鉴定手册、统计工具书等。

这些工具书不仅能帮助鉴定人员更好地理解相关语言和词汇，还能提高鉴定人员的准确度和效率，从而更好的完成鉴定任务。

辞典对鉴定所的定义是指专门从事鉴定工作的机构或单位。

这个定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从字面上看，“鉴定所”这个词汇本身就包含了“鉴定”的意思，因此可以理解为一个专门从事鉴定工作的机构或单位。

其次，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鉴定所通常是由政府或者其他权威机构设立的，其主要职责是对各种物品、文物、证据等进行鉴定，以确定其真伪、价值、性质等方面的问题。

因此，辞典对鉴定所的定义可以说是比较准确和全面的，既包含了字面上的意思，也考虑了实际应用的情况。

达到什么程度算冤假错案

一、冤假错案的概念

      冤假错案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目前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冤假错案给予准确界定,通常认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权及办理案件过程中,由于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存在错误,给当事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公私财产造成一定损害结果的案件被称为冤假错案。所谓冤案一般是指对当事人的人身权利造成一定程度损失的案件,无论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认定事实不清,还是适用实体法或程序法错误,都有可能造成冤案的发生;所谓假案一般是指故意捏造法律事实造成的案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冤案和假案应当都属于错案。冤假错案并不是当今中国单独所有,古今中外都有发生。

      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不知发生了多少冤假错案,而且绝大部分最终是冤沉海底,得不到平反昭雪。这些有据可查的案件散见于《后汉书》、《三国志》、《北史》等正史中。司法制度比较健全的西方社会同样充斥冤假错案,连美国政府自己也承认自1973年至2003年这三十年间认定200多名囚犯有冤屈,比较突出的案例如在上一世纪60年代,美国人罗*特在警方的刑讯逼供下被迫承认犯有抢劫罪,由此无辜蒙冤坐牢整整42年,直到2004年才被无罪释放。综上,我们应当清楚认识,冤假错案是在我国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中出现的问题,目前甚至将来仍然不可避免。

      《布莱克法律辞典》将错案或误判解释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尽管缺乏关于犯罪要件的证据,被告人却被定罪这样一种极不公正的结果。”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第二条规定,错案是指检察官在行使职权、办理案件过程中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案件,或者在办理案件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造成处理错误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9月3日公布的《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二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审判、执行工作中,故意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或者因过失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

      综合来看,错案是指对案件事实、证据认定、法定程序、法律适用存在错误而导致定罪量刑错误的案件;冤案是指发生了犯罪事实,但被告人弄错了,使没有犯起诉指控罪行的人受到刑事处罚的案件;假案是指没有发生犯罪事实,办案人员人为制造的案件。

二、冤假错案的现状及成因

      (一)冤假错案的现状

      “一段时间以来,相继出现的刑事冤假错案给人民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不妥为应对,将严重制约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咏说。何*弘教授则在文章中提到,维恩州立大学刑事司法系的**?扎尔曼(MarvinZalman)教授通过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评估以及对执法官员的问卷调查,认为把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错判率设定在到1%之间是合适的。而陈*生教授在文章中提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主导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从1973年到1995年美国死刑案件有68%被推翻。从我国及西方国家的冤假错案发生情况来看,正如法国前司法部长罗*特?**戴尔所言:“人的审判是有限的,是一定会犯错的。”

      结合目前冤假错案的情况来看,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一是被告人被冤杀、被判处刑罚后真凶出现。如云南的杜*武杀人案、河北李*明杀人案等;二是被告人刑罚执行完毕或判处刑罚后被害人出现。如湖南腾兴善杀人案、湖北佘*林杀人案;三是因证据不足而宣告无罪、或因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部分改判。如云南孙-万刚杀人案、河北张*魁杀人案等。冤假错案一般集中在重罪案件中,冤案的发现具有偶然性与被动性,同时持续时间长、影响大。

      (二)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

      刑事冤假错案的形成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有非法取证、证据采信失误、实体审查不严格、辩护人不尽责、“有罪推定”理念等因素;客观上,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虚假供述、司法鉴定缺失或错误、媒体炒作、社会压力等因素。

      1、偏重口供及刑讯逼供

      西方国家,侦查机关获得充分的物证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拘留逮捕的前提条件。但我国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往往过于注重获得口供,再根据口供找物证。““每一起刑事错案背后,基本上都有刑讯逼供的黑影。可以说,尽管刑讯逼供并非百分之百地导致错判,但几乎百分之百的错案,都是刑讯逼供所致。”如浙江杭州张氏叔侄“奸杀”案,办案人员在没有物证和目击证人的情况下,通过“突审”张氏叔侄,获得了该案“无懈可击”的“铁证”,在赵作海案中,办案人员分班轮流审讯和看守赵作海,持续长达33天,萧山5人劫杀案,犯罪嫌疑人田*冬因受不了刑讯逼供而用牙齿咬掉舌尖。由于司法机关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犯罪嫌疑人一般不知道自己有何权利维护自身权益,被讯问人通常在承受身体折磨的极限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得不满足讯问人的需要。

      2、偏重有罪证据及编造假证据

      侦查机关可能将能证明嫌疑人无罪的关键证据予以隐瞒不报,伪造案件证据等。部分办案人员认为没有义务去收集犯罪嫌疑人的无罪或罪轻证据,相反会增加其工作量,有些还会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辩解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根本不必认真听。检察官出于各种动机也可能将能证明嫌疑人无罪的关键证据予以隐瞒不报,伪造案件证据,甚至在法庭上歪曲案件事实,进行煽动性陈述。司法人员编造证据指向犯罪嫌疑人,就如同执掌正义之剑的女神不是将剑刺向罪犯而是亲手用剑斩碎正义,其危害不可小觑。

      3、辨认结果及鉴定结论不正确

      辨认结果不能百分之百相信,必须经过科学分析,明辨真伪。鉴定结论不正确也时有发生。由于鉴定人员的责任心不强,鉴定设备落后,鉴定方法不科学等造成的错误鉴定是发生冤案的系统性风险。

      4、耳目使用不当

      正确使用耳目有利于案件的侦破,但耳目往往急于立功而诱供、编造假证据。在张某某叔侄、杀人案中,狱侦耳目袁某某采取自己写好“供词”摹本供犯罪嫌疑人抄写、背诵,稍不顺从就拳打脚踢的办法,逼迫犯罪嫌疑人作虚假供述。后袁某某又因“能干”而被选调去河南协助工作,又造成了马某某冤案。

      5、审查起诉把关不严

      在审查起诉阶段,存在偏重有罪证据,对侦查机关的违法取证行为监督不够,对疑点不深入核查,不进行补强。将有重大疑点未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移送到法院。

      6、法官角色负担紧张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关系复杂化,利益冲突多样化,甚至呈现了社会规范的真空,犯罪呈现高发态势,使得社会秩序维护者的司法机关被社会寄予厚望。案多人少的矛盾异常突出,办案人员会产生疲于应付的精神状态,为冤假错案的产生埋下隐患。加之当事人需要法官为其做主,政府需要法官维护社会稳定,法律要求法官依法中立裁判。不同的角色期望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如果法官不妥善处理,极易导致法官角色负担紧张,使得办案人员左盼右顾,应接不暇,加大冤假错案的发生概率。

      7、司法理念不正确及业务能力有待提升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司法人员司法理念重打击犯罪,保障人权不够重视,片面重视实体法,有“疑罪从轻”、“疑罪从有”等不正确的司法理念。不可否认,冤假错案错案的形成主要原因还是司法人员责任心不强及业务能力不高。对法律规定不熟悉、对司法动态不关注,对理论钻研不关心,凭自己的经验行事,往往造成办案能力低下,导致冤假错案发生。

      8、刑事诉讼制度不完善

      被告人张某某在再审法庭上说:“今天你们是法官、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检察官。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很有可能和我一样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系列冤家错案的出现,一定程度反映了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抑制刑讯逼供的配套制度,缺少侦押分立的制度建设,未建立询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律师辩护意见通常不受重视、不获采纳。法律援助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刑事证据规则不完善,证据规则是证据制度的核心与灵魂,我国刑事诉讼没有系统的证据规则。这些制度上的缺失,是冤假错案发生又一根本性原因。

      9、外界压力

      审判机关本应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其却难以在上级指导、政法委协调、媒体炒作、公众热议、当事人施压等方面取得平衡,真正不受外界影响而独立办案。其中媒体影响值得关注,由于媒体总是以自身利益为基点、并受传媒技术素质的限制,所以在司法公开中,“它们常常把一个相当复杂的法律和程序问题变成一个是非分明的道德问题”。由于缺乏前期的舆情监控方案,往往导致在出现负面报道时,不能抢占舆论高地,不能合理控制,影响法院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