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与民法典哪条对应？

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11条对应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 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6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98次会议、2016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8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有关环境污染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三）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砷、铊、锑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四）排放、倾倒、处置含镍、铜、锌、银、钒、锰、钴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倍以上的；

　　（五）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六）二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七）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

　　（八）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一百万元以上的；

　　（九）违法所得或者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十）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

　　（十一）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十二）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十三）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

　　（十四）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

　　（十五）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十六）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七）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十八）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第二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第四百零八条规定的行为，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或者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十项至第十七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第三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一）致使县级以上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一百吨以上的；

　　（三）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十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三十亩以上，其他土地六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四）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一百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七千五百株以上的；

　　（五）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六）造成生态环境特别严重损害的；

　　（七）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一万五千人以上的；

　　（八）致使一百人以上中毒的；

　　（九）致使十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致使三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十一）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并致使五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二）致使一人以上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

　　（十三）其他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犯罪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一）阻挠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尚不构成妨害公务等犯罪的；

　　（二）在医院、学校、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及其附近，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三）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期间或者被责令限期整改期间，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四）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第五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刚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但行为人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消除污染，全部赔偿损失，积极修复生态环境，且系初犯，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宽处罚。

　　第六条 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严重污染环境的，按照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不具有超标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的，可以认定为非法经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论处。

　　第七条 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八条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污染物，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九条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或其人员，故意提供虚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情节严重的，或者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或者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

　　第十条 违反国家规定，针对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实施下列行为，或者强令、指使、授意他人实施下列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

　　（一）修改参数或者监测数据的；

　　（二）干扰采样，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的；

　　（三）其他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的行为。

　　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从事环境监测设施维护、运营的人员实施或者参与实施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等行为的，应当从重处罚。

　　第十一条 单位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十二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公安机关单独或者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取污染物样品进行检测获取的数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第十三条 对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所列的废物，可以依据涉案物质的来源、产生过程、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以及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证据，结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机关等出具的书面意见作出认定。

　　对于危险废物的数量，可以综合被告人供述，涉案企业的生产工艺、物耗、能耗情况，以及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证据作出认定。

　　第十四条 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或者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第十五条 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有毒物质”：

　　（一）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所列物质；

　　（三）含重金属的污染物；

　　（四）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

　　第十六条 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营利为目的，从危险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并具有超标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第十七条 本解释所称“二年内”，以第一次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生效之日与又实施相应行为之日的时间间隔计算确定。

　　本解释所称“重点排污单位”，是指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确定的应当安装、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重点监控企业及其他单位。

　　本解释所称“违法所得”，是指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所得和可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本解释所称“公私财产损失”，包括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直接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费用。

　　本解释所称“生态环境损害”，包括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必要合理费用。

　　本解释所称“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是指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

　　第十八条 本解释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号）同时废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第三十二条内容是什么？

第三十二条 超过确定的护理期限、辅助器具费给付年限或者残疾赔偿金给付年限，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继续给付护理费、辅助器具费或者残疾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赔偿权利人确需继续护理、配制辅助器具，或者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赔偿义务人继续给付相关费用五至十年。

98版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自2013年4月4日起施行。为便于司法工作人员正确理解和适用《解释》的相关规定，现对《解释》的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解释》共15条，对盗窃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认定，盗窃数额的认定方法，盗窃罪“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及盗窃罪特殊情形的处理等问题作了规定。

　　盗窃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

　　《解释》第1条共分四款，对盗窃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作了一般规定。第一款与199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98年解释》)的规定相比，盗窃“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由原来规定的500元至2000元提高至1000元至3000元，“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标准由原来规定的5000元至2万元、3万元至10万元分别提高到3万元至10万元、30万元至50万元。主要考虑:作为多发性侵财犯罪，惩治盗窃犯罪既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群众收入增长情况，也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感、现实治安状况、刑罚适用总体趋势和与相关司法解释的协调。因此，本款规定一是根据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情况，适当提高了一般盗窃罪入罪门槛;二是为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作了较大幅度提高。

　　第二款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这主要考虑，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司法解释权应该由“两高”行使，不应将犯罪数额的解释权再授权地方司法机关。

　　第三款规定，在跨地区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盗窃地点无法查证的，盗窃“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应当根据受理案件所在地省级法院、检察院确定的数额标准认定。需要说明的是，适用本款规定的盗窃案件，一是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二是“跨地区运行”;三是“盗窃地点无法查证”。至于“受理案件所在地”，应根据有关规定确定。

　　第四款明确了盗窃违禁品按盗窃罪处理的，以犯罪的情节轻重量刑。

　　《解释》第2条规定了盗窃“数额较大”的特殊认定标准。在具备一些从严惩处的情形下，对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第1条规定标准的50%确定。本条规定，避免了盗窃罪“唯数额论”的不足，较好地解决了依法惩治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盗窃犯罪问题，更好地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严的方面，是《解释》规定盗窃罪数额标准的一大特点。

　　本条共列举了八项特殊情形。第一、二项规定“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第三项规定“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的”，主要针对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案件多发、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的实际情况。该项与刑法第262条之二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存在一定的竞合，当组织、控制未成年人实施盗窃，依法应以盗窃罪论处时，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按一般标准的50%掌握。第四项规定“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的”，主要考虑在突发事件发生地实施盗窃犯罪，造成危害后果更为严重。如在灾区盗窃受灾群众财物的，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利，还可能引起部分灾区群众不满情绪，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本项规定对盗窃犯罪发生的时间、地点均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界定为“突发事件期间”和“事件发生地”。第五项“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主要从注重保护特殊人群财产权利的角度出发作出规定。第六项规定“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主要考虑，在医院这一特殊场所行窃，盗窃的往往是就医人员的“救命钱”，行为人主观恶性相对更大，客观危害也更为严重。实践中适用本项规定，应该把握盗窃行为发生地限定为“医院”范围，窃取对象是用于救治病人的财物。第七项规定“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由于救灾、抢险等救济款物属于特殊用途款物，一旦被盗不仅是财产上的损失，还可能造成严重危害后果，如在地震灾区盗窃食品、医药等救灾物资，不仅侵犯了国家和他人财产权利，还可能影响国家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需要注意的是，盗窃特殊款物的，没有行为时间、地点限制，不论盗窃是否发生在灾害发生期间或者灾害发生地，只要被盗财物性质属于救灾、抢险、优抚等特殊款物的，均可适用本项规定。第八项规定“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包括因盗窃引起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伤残等严重后果的情形，为兜底条款。

　　“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认定

　　2011年2月刑法修正案(八)增加规定“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为盗窃犯罪。《解释》根据刑法的规定，没有对“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规定具体的数额标准，在第3条对这四类行为的认定作出规定。

　　第3条第一款规定，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司法实践中应注意把握:一是盗窃三次以上，有时间限制，为“二年内”;二是三次盗窃行为并不要求均为“未经处理的”，如三次中有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的，也应该算在“三次”内。第二款规定，非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盗窃的，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第三款规定，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或者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携带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盗窃的，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第四款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一般认为，“随身携带”应该理解为一种实际的支配或者控制的占有状态。随身携带的财物包括被害人带在身上与其有身体接触的财物，以及虽未依附于身体，但置于被害人身边，可用身体随时直接触摸、检查的财物。

　　需要注意的是，实施“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行为，构成犯罪不需要盗窃数额达到一定标准。但根据刑法第13条的规定，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上述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

　　盗窃数额的认定方法

　　《解释》第4条、第5条对盗窃数额的认定方法作出规定。与《98年解释》对各类涉案财物的数额认定都作出细致规定相比，上述两条作了较大的修改，主要根据当前对涉案财物价格的认证实践情况。

　　第4条第一款第一项对一般性财物的价格认证作了原则性规定，明确“被盗财物有有效价格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无有效价格证明，或者根据价格证明认定盗窃数额明显不合理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委托估价机构估价”。

　　第4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五项对无法通过估价机构估价的财物数额认定作出了专门规定。主要考虑:一是《98年解释》的不少规定已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如规定“黄金、白银按国家定价计算”、“不属于馆藏三级以上的一般文物，包括古玩、古书画等，按国有文物商店的一般零售价计算，或者按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邮票、纪念币等收藏品、纪念品，按国家有关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等，这些物品均不在政府定价之列，相关部门无权也未曾公布过“核定价格”。二是《98年解释》的有些规定难以实际操作。如规定“流通领域的商品，按市场零售价的中等价格计算;属于国家定价的……”、“农副产品，按农贸市场同类产品的中等价格计算”、“废品，按物资回收利用部门的收购价格计算”等。

　　第5条对盗窃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的数额认定方法作出了明确规定。

　　盗窃罪“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

　　《解释》第6条对盗窃罪“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作出规定。一是提档处罚的前提。与《98年解释》规定的“盗窃数额达到‘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起点”相比，修改为“数额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百分之五十”，主要考虑，原来规定盗窃数额达到“较大”、“巨大”的起点标准，具有特定情形，即可提档处罚，过于严格。二是几种特殊的情形。删除了《98年解释》规定的“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盗窃金融机构的”、“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累犯”情形，修改完善为本解释第2条第三项至第八项，以及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

　　盗窃罪特殊情形的处理

　　1.盗窃情节轻微可不起诉或者免除处罚的情形。

　　《解释》第7条对盗窃财物数额虽然已经达到了“数额较大”标准，但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需要注意:一是“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针对的是盗窃财物数额达到较大标准的行为，即已经构成盗窃犯罪的行为。二是本条列举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四种情况，前提是行为人认罪、悔罪，退赃、退赔，结合全案情况来考虑，才可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三是对于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必要时由有关部门予以行政处罚。如果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应当处罚的，由治安管理部门予以相应的治安处罚。

　　2.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财物的处理。

　　《解释》第8条明确“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以不认为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与《98年解释》相比，一是将“自己家的财物”修改为“家庭成员的财物”;二是增加了“谅解”的规定;三是将“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修改为“一般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3.盗窃文物案件的处理。

　　《解释》第9条明确了盗窃文物案件的定罪数额标准。一是与《98年解释》相比，相应降低了入罪标准，提高了量刑幅度。规定盗窃国有馆藏一般文物、三级文物、二级以上文物的，应当分别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二是明确盗窃多件不同等级国有馆藏文物的，3件同级文物可以视为1件高一级文物。比如，盗窃了3件一般文物和2件三级文物，3件一般文物可视为1件三级文物，与另外2件三级文物一同可以视为1件二级文物，应当认定为盗窃“数额特别巨大”。三是对于民间收藏文物的数额认定方法，根据文物部门的意见，将《98年解释》规定的“按国有文物商店的一般零售价计算，或者按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修改为“根据本解释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认定盗窃数额”，即“有有效价格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无有效价格证明，或者根据价格证明认定盗窃数额明显不合理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委托估价机构估价”。

　　4.偷开他人机动车的处理。

　　《解释》第10条明确了偷开机动车辆的几种情形及处理，对《98年解释》第12条第三、四项规定作出调整和完善:一是根据有关方面意见，在第一项的规定中，删除了“为练习开车、游乐等目的”的规定，以避免客观归罪的争议，规定:“偷开机动车，导致车辆丢失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二是考虑到实践中对于为盗窃其他财物，偷开机动车当犯罪工具使用后，将偷开的机动车辆送回原处或者停放到原处附近，车辆未丢失的，是否也应将车辆价值计入盗窃数额，常存在认识分歧。本条分别列举了两项对有关情形予以明确:第二项规定，为盗窃其他财物，偷开机动车作为犯罪工具使用后非法占有车辆，或者将车辆遗弃导致丢失的，被盗车辆的价值计入盗窃数额;第三项规定，为实施其他犯罪，偷开机动车作为犯罪工具使用后非法占有车辆，或者将车辆遗弃导致丢失的，以盗窃罪和其他犯罪数罪并罚，将车辆送回未造成丢失的，按照其所实施的其他犯罪从重处罚。

　　5.盗窃财物并造成财物毁损的处理。《解释》第11条明确了盗窃公私财物并造成财物损毁的处理。一是明确了“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公私财物，造成其他财物损毁的，以盗窃罪从重处罚;同时构成盗窃罪和其他犯罪的，择一重罪从重处罚”。二是对盗窃行为未构成犯罪但损毁财物的，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或者其他犯罪，明确“盗窃行为未构成犯罪，但损毁财物构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6.盗窃未遂的处理。

　　《解释》第12条对盗窃未遂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作出规定。主要考虑，盗窃犯罪是侵财性犯罪，犯罪社会危害性主要通过窃取财物的数额体现出来;对于盗窃未遂虽未取得财物，但盗窃情节严重的，也应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条第一款列举了盗窃未遂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三种情形，即“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以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没有实际窃取财物的，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应该根据具体案件情况综合认定: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或者具有盗窃行为严重威胁到被害人人身安全等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结合全案情况，盗窃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按照刑法第13条规定处理，不应认定为犯罪。

　　第二款明确了盗窃既有既遂又有未遂的处理原则，即“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盗窃罪既遂处罚”。

　　7.单位组织、指使盗窃的处理。

　　《解释》第13条明确了单位组织、指使盗窃的处理原则。2002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明确，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近期制定的一些司法解释，如2011年8月“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2012年12月“两高”《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均作了类似规定。本条借鉴了相关规定，明确单位组织、指使盗窃，符合刑法第264条及本解释有关规定的，以盗窃罪追究组织者、指使者、直接实施者的刑事责任。

　　《解释》第14条规定了盗窃罪判处罚金的标准，沿用了《98年解释》第13条的内容。

　　《解释》第15条规定了解释的效力，明确废止《98年解释》;解释发布施行后，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应当先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再清偿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但当事人对清偿顺序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条规定的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既包括被执行人分次履行的情形，也包括被执行人的财产在参与分配程序中不能清偿多份债务时的情形。一审法院适用该条司法解释，认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相比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权较为次要，符合该司法解释的本意。

农业银行认为该条司法解释已经被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一十条规定改变，缺乏依据。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现行有效；

其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在程序法中系基础性和一般性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案涉问题上属于特别规定，应予适用。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人民法院主动实施的执行措施，性质上属于对迟延履行行为所采取的诉讼法上的制裁措施，故不属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优先受偿的范围，在参与分配程序中也应当劣后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  

办理虚假诉讼罪案件适用法律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8年1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2次会议、2018年6月13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9月26日

法释〔2018〕17号

（2018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2次会议、2018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为依法惩治虚假诉讼犯罪活动，维护司法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一）与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务的；

（二）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的；

（三）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捏造公司、企业债务或者担保义务的；

（四）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者不正当竞争关系的；

（五）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的；

（六）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或者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优先权、担保物权的；

（七）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

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债务的，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论。

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或者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第二条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一）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采取财产保全或者行为保全措施的；

（二）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

（三）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文书、制作财产分配方案，或者立案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

（四）多次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

（五）曾因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被采取民事诉讼强制措施或者受过刑事追究的；

（六）其他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第三条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项情形，造成他人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情形之一，严重干扰正常司法活动或者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的；

（三）致使义务人自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财产给付义务或者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财产权益，数额达到一百万元以上的；

（四）致使他人债权无法实现，数额达到一百万元以上的；

（五）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数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

（六）致使他人因为不执行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判决、裁定，被采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或者受到刑事追究的；

（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诈骗罪，职务侵占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贪污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五条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前三款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滥用职权罪，民事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六条 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与他人通谋，代理提起虚假民事诉讼、故意作虚假证言或者出具虚假鉴定意见，共同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前三款行为的，依照共同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七条 采取伪造证据等手段篡改案件事实，骗取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三百零七条等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 单位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行为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九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行为，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行为人系初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自愿具结悔过，接受人民法院处理决定，积极退赃、退赔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从宽处罚。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行为的，对司法工作人员不适用本条第一款规定。

第十条 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由虚假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法院所在地或者执行法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有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四款情形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第十一条 本解释所称裁判文书，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企业破产法等民事法律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支付令等文书。

第十二条 本解释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刑事案件重新鉴定若干问题的解释？

所谓鉴定结论，是指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案件中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而作出的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确定了鉴定结论系刑事诉讼中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

鉴定结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是法官借以查明事实、依法裁判的重要依据。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正确的鉴定结论只有一个，“同一案件出现了不同的鉴定结论只能说明鉴定的主、客观方面发生了偏差，重新鉴定无疑是检验和纠正错误的鉴定结论，得出正确结论的唯一途径，因此各国鉴定制度无一例外地规定了重新鉴定①”。

所谓重新鉴定，是指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案件有关鉴定结论有异议

　　一、重新鉴定的启动程序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重新鉴定的启动程序具有以下特点：

　　1、重新鉴定程序的启动主体较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重新鉴定程序的启动主体不仅有法院，还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

有关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的法律条款，散见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部委规章中。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了“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该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

“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检查。

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

“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人民法院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鉴定机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该条款确定了人民法院有权迳行决定对案件的某些专门问题重新鉴定。

此外，该《解释》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

“当事人和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

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认为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应当同意该申请，并宣布延期审理;不同意的，应当告知理由并继续审理。……”

《人民检察院实施规则》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经检察长批准，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

“公安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提出申请，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2、公、检、法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的条件不一。

　　由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的条件是：

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提出申请，经检察长批准即可启动重新鉴定程序;公安机关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的条件是：

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提出申请，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即可启动重新鉴定程序，两者并不强调审查有异议的理由是否成立。

而法院启动重新鉴定程序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对于当事人和辩护人等申请重新鉴定的，经审查认为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而同意该申请启动重新鉴定程序。要注意的是，法院经审查认为原鉴定结论 “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这就是个较抽象、灵活的概念，审判人员在司法实践中不便掌握;第二种是审判人员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可以迳行启动重新鉴定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中重新鉴定程序启动的现状是公、检、法均有权启动重新鉴定程序，而当事人并不享有重新鉴定的启动权，其仅享有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申请权。

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重新鉴定程序的启动模式现状显然有悖于控辩平等原则;

另一方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鉴定结论作出后，又赋予其有权启动重新鉴定程序，容易造成“多头鉴定”、“重复鉴定”，也给人民法院在采信鉴定结论时增加困难。

因此，改革现行鉴定体制，提高辩方的启动能力已是当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同呼声，还有学者提出了“以职权主义为基础，以当事人主义为补充”的目标模式

②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度与大陆法系刑事诉讼法制度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

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来看，意大利、德国、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典中均明确规定只有法官才拥有决定是否提起鉴定的权利。

③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刑事诉讼法制度，完善《刑事诉讼法》，健全重新鉴定程序的启动机制。

　　笔者认为宜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1、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均平等地有权申请重新鉴定，规定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决定启动重新鉴定程序。

笔者认为，打破公、检、法三家均有权启动鉴定程序的做法，有利于确保重新鉴定程序启动的中立性、公正性。2、建议立法统一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的条件。分析当前司法实践中重新鉴定程序启动的原因，有确系原鉴定结论存在错误的，也有不少是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并获准的，并非一定是鉴定结论的不科学、不公正，现行法律未要求申请方提供任何证据，这就容易导致重新鉴定程序被随意启动。

笔者认为，既要保护控、辩双方-平等、合法的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也要立法防止对申请重新鉴定权利的滥用。因此，统一重新鉴定程序的启动条件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应立法完善《刑事诉讼法》，统一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的条件，即规定：凡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即可依控方或辩方的申请或依职权迳行启动重新鉴定程序：

(1)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或鉴定人员未达法定人数的;

(2)鉴定程序违法的;

(3)鉴定结论的内容有明显错误，或与其他证据、事实有矛盾，明显依据不足的;

(4)鉴定材料有虚假或者鉴定使用的仪器或者方法有缺陷的;

(5)鉴定人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6)有证据证明存在影响鉴定人准确鉴定因素的;

(7)有证据证明鉴定人弄虚作假的;(8)现有的科学技术已能够证明原来的鉴定方法及结论明显错误的。

此外，还应明确如果对于原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

　二、重新鉴定的机构和费用负担的问题。

　　1、重新鉴定机构的确定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仅规定了“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对于因其它原因进入重新鉴定程序的，现行刑诉法未明确重新鉴定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5年2月28日作出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第七条规定“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

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

”第八条规定“各鉴定机构之间没有隶属关系;鉴定机构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鉴定人应当在一个鉴定机构中从事司法鉴定业务。

”该《决定》中也未明确规定哪些属于重新鉴定的机构。

　　司法实践中，各地对选择重新鉴定机构的认识不一。有的司法机关采取“依据当事人选择与司法机关指定相结合”的方法，即先由当事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等)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

由司法机关指定;有的是司法机关直接委托某个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无需征求当控、辩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笔者认为，既然各鉴定机构不存在隶属关系，那么凡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均可纳入重新鉴定机构的范围(但先前已就同一事项作出鉴定结论的鉴定机构除外)。

笔者建议完善立法，规定重新鉴定机构的确定应遵循“法定”和“充分体现控、辩双方当事人的意思”相结合的原则。

　　(1)法律规定必须由省级人民政府依法指令的医院进行重新鉴定的：A.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的;B.对精神疾病的医学鉴定;C.为罪犯保外就医出具的医学证明。

　　(2)在法律框架下尊重控、辩双方当事人(包括检察机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害人或被鉴定人)对重新鉴定机构的选择权。因鉴定机构彼此没有隶属关系，故控、辩双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通过协商等办法来确定重新鉴定机构。在具体操作中，可考虑以下几种方法：A.由检察机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害人或被鉴定人自行协商选择重新鉴定机构;

B.一方提出若干候选的重新鉴定机构，法院可征求另一方的意见;

C.人民法院选定若干适格的鉴定机构，由控、辩双方当事人选择;

D.若双方对上述方法均不满意的，由人民法院随机抽取司法鉴定机构库。笔者认为，采取上述办法才能杜绝可能发生在鉴定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确保鉴定结论的公正性、客观性。

　2、重新鉴定费用负担的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均没有规定重新鉴定费用应当由谁来支付。司法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

因为办案经费不足，有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是采取“谁申请，谁支付”的方法，即由申请重新鉴定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亲属、被害人本人或亲属支付重新鉴定费用;有的公、检、法则直接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亲属、被害人本人或亲属支付重新鉴定费用。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是由国家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依法揭露犯罪、证实犯罪事实，惩罚犯罪。

刑事诉讼中的重新鉴定，可能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司法实践中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属支付重新鉴定费用的做法，难免有“影响重新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之嫌;

由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支出重新鉴定费用，则有违刑事诉讼立法的初衷。

综观大陆法系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刑事诉讼法典中均明确规定鉴定人的补偿费、报酬费由国家支付。④

　　因此，笔者建议完善刑事诉讼法，明确刑事诉讼中的鉴定费(包括重新鉴定费用)均由国家支付，

　　三、重新鉴定的次数限制问题。

　　我国现行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重新鉴定的次数限制问题并不明确。

反复鉴定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可以说是现行司法鉴定体制诸多弊端的集中体现⑤。此外，二审及再审程序中是否存在重新鉴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并无明文规定，这不能不说是立法技术的疏漏。

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篇幅设置来看，有关“重新鉴定”的内容存在于“第二篇第二章侦查.第七节鉴定”和“第三篇第二章第一审程序.第一节公诉案件”当中，在“第二审程序”及“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律条款中并找不到有关重新鉴定的内容。

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在二审程序及再审程序中不乏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的。

　　由于法律未作出限制，就同一问题反复鉴定(包括公检法等不同司法机关反复鉴定、法院在一审、二审或再审程序中反复鉴定)，出现多个鉴定结论，不仅无法排除鉴定结论之间的矛盾，反而影响着法官的判断，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如：在“卢*成诉胡*军故意伤害赔偿”一案中，参与的鉴定机构众多，围绕被害人的伤势问题，各级司法鉴定部门先后进行了八次鉴定，作出八份鉴定结论⑥。

又如：发生在浙江金华市浦江县吴比赛阳诉吴*引刑事自诉案，历时七年，经过二次发回重审、一次再审共六次诉讼，吴*引从无罪到有罪再到无罪，都是三次司法鉴定起了决定性作用。⑦

　由此可以看出，无限制地重新鉴定，容易造成案件久拖不决，给当事人带来诉累，浪费司法资源，不仅损害了司法鉴定的客观性、科学性和权威性，也极大地损害了司法权威。

故完善立法，限制重新鉴定的次数，保障司法鉴定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已显得迫在眉睫。

　　笔者认为，首先应修改《刑事诉讼法》，规范重新鉴定程序的篇幅设置，可将“鉴定”、“重新鉴定程序”的内容单独设立一节，详加规定。

其次要明确，无论是依据控方还是辩方的申请，或者是人民法院迳行决定重新鉴定(包括一审、二审、再审程序中决定重新鉴定)，重新鉴定以两次为限，避免案件因为无休止的重新鉴定而导致鉴定结论复杂化。

　　四、重新鉴定启动后的审限计算问题。

　　笔者认为，重新鉴定程序启动后的审限计算问题在立法技术上存在一定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33条也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指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案件，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精神病鉴定时间不计入办案期限外，其他鉴定时间都应当计入办案期限。

对于因鉴定时间较长，办案期限届满仍不能终结的案件，自期限届满之日起，应当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改为取保侯审或者监视居住。

”而《解释》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证据存放的地点，说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认为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应当同意该申请，并宣布延期审理;不同意的，应当告知理由并继续审理。

依照前款规定延期审理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延期审理的时间不计入审限。”

　　笔者对上述规定理解为，当重新鉴定程序启动后，若直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则应当对重新鉴定时间(作精神病重新鉴定除外)计入审限;但如果变通适用《解释》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因启动重新鉴定程序，可以作出延期审理决定(延期审理期间不超过一个月)，那么按照相关解释的规定，该延期审理的时间(实质上包含了重新鉴定的时间)不计入审限。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解释》均属广义上的法律渊源，二者对鉴定时间是否计入审限的规定不同，但实质上的法律效果有相同之处，不免有法律渊源相冲突之嫌。

　众所周知，启动重新鉴定程序必然会影响案件的正常审判进度，人民法院在法定审限内难以如期审结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就审限作出的上述相关解释实际上是考虑到审判实践上的客观原因，通过延期审理的形式，规避《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除精神病以外的鉴定时间都应计入办案期限的规定，达到刑事案件不超审限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解释》对于指导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有着重要作用，但就法律渊源来讲，其地位毕竟不如《刑事诉讼法》的法律地位高。

　　因此，笔者建议完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鉴定(包括重新鉴定)的时间不计入审限”，这样既尊重了客观事实，保证了人民法院的办案期限，又避免了现行司法解释与《刑事诉讼法》存在的冲突。

　　五、被鉴定人拒绝配合重新鉴定的问题。

　　启动重新鉴定程序后，被鉴定人拒绝配合的，法院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目前还是法律规定的盲区。

　　某地法院就遇到这样一起案例：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中，被害人的伤情经公安机关的法医鉴定为重伤乙级(初次检验结论暂定为轻伤甲级;复查检验被害人的功能恢复情况后，又定结论为重伤乙级)，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及辩护人对该鉴定结论提出质疑并申请重新鉴定结论，法院作出了同意重新鉴定的决定，并委托了某鉴定机构对被害人的伤情作重新鉴定，但被害人一直以种种理由推托、不配合重新鉴定，司法鉴定机构只得被迫终止鉴定。由于伤情的轻重影响着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在被鉴定人拒绝配合重新鉴定后，由于法律无明文规定，法院既不能强行带被鉴定人去鉴定(即便强行带被鉴定人去作重新鉴定，由于须对其功能性恢复情况进行检查，若其在检查过程中不配合，故意隐瞒身体某些功能的恢复，对鉴定结论势必造成影响)，又不能贸然对被鉴定人进行处罚(在此情况下对其进行处罚于法无据)。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决定》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均找不到解决上述问题的相关答案。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2年6月1日通过的《江西省司法鉴定条例》第二十四条也只规定了具有这类情形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终止鉴定。笔者认为，现行法律对解决该问题的立法空白，使得法官对被鉴定人拒不配合重新鉴定束手无策，不仅有损于法院的司法权威，也不利于刑事案件的正确处理。

　　笔者认为，要解决被鉴定人拒绝配合重新鉴定的问题，应立法强化被鉴定人的权利、义务，同时增设有关强制性和惩罚性规范。首先，应立法保障被鉴定人享有因重新鉴定导致误工而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被鉴定人获得经济补偿的范围包括交通费、误工费、参照国家工作人员出差标准的伙食补助费、住宿费等，可明确规定该补偿费用一律由国家支付。

　其次，应立法明确被鉴定人具有依法配合鉴定及重新鉴定、配合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义务。

　　再次，应完善立法，对于被鉴定人不履行配合鉴定及重新鉴定的，立法增设有关强制性和惩罚性规范。(1)明确人民法院启动重新鉴定程序后，被鉴定人经两次通知仍拒不履行配合鉴定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必要时可以对被鉴定人采取拘传的办法，强制其到场鉴定。(2)立法增设对于被鉴定人经做工作拒不配合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结合“疑罪从无、疑罪从轻”的刑事诉讼理念，采信不利于被鉴定人的证据。如：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被鉴定人系重伤的法医鉴定结论提出合理质疑并申请重新鉴定，人民法院决定启动重新鉴定程序后，被鉴定人经做工作仍拒不配合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采信不利于被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即可以按轻伤处理。当然，在适用此惩罚性规定时，人民法院应该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慎重把握，不得随意滥用。

　　六、数个鉴定结论相冲突的问题。

　　鉴定结论虽是一种重要证据，对于证明案件事实有重大作用，但其并没有当然的法律效力，须经过举证、质证程序，被法官采信后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重新鉴定后，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重新鉴定结论可能与原来的鉴定结论一致，也可能相差甚远。对于同一案件中出现数个相冲突的鉴定结论，如何认识、判断其效力是摆在法官面前的一大难题，现行法律对此也无过多可操作性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法官采信鉴定结论这一证据有着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客观、统一的认识标准。有的认为重新鉴定结论作出的时间更晚，更为接近客观现实，一般采用最后的那份鉴定结论作为定案的证据;有的是结合数份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来综合认定。

　　笔者认为，要正确认识、采信鉴定结论，首先应加强立法，完善鉴定结论的质证程序。质证是鉴定结论采信为裁判基础的必要前置程序。鉴定人作为诉讼参与人，当事人可通过质疑、询问、辩驳等形式对其作出的鉴定结论进行对质核实。⑧完善鉴定结论的质证程序包括：(1)增设强制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制度。虽然鉴定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如果其拒不出庭接受质证，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疑问无法解决，法院对其作出的鉴定结论难以采信，便会给案件的审理增加难度。笔者建议，对于鉴定人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法院可以采取训诫、传唤、拘传等强制手段乃至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对虽到庭但仍拒不质证者，应对其作出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且视具体情况对其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或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建议有关单位取消其鉴定资格或从司法鉴定人中除名。当然，为保护鉴定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建立鉴定人出庭补偿制度和鉴定人保护制度;对于鉴定人确系有病或出差，无法到庭质证的，应赋予其请假的权利。(2)完善庭审中对鉴定结论的交叉询问程序。世界各国对鉴定结论的质证一般通过交叉询问程序进行。⑨现在的刑事诉讼理念是法院居中裁判，法官应尽量让控、辩双方对鉴定人交叉询问，法官对鉴定人的询问只是必要的补充;要注意的是，对鉴定人的质询应避免流于形式。(3)建立并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⑩鉴于司法鉴定涉及专业知识与特殊技能，只有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对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展开实质性的质证活动。目前我国在民事诉讼中已经确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刑事诉讼中同样可以借鉴两大法系鉴定制度的有关经验，允许当事人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辅助人出庭询问鉴定人，以弥补专业知识的不足，有利于体现质证效果。

　此外，应完善立法，规范法院对鉴定结论的审查、采信程序。对当庭出示经过质证的数份鉴定结论应按以下方法审查：A.审查数份鉴定结论的鉴定主体是否合法;是否具有鉴定资格;是否达到法定人数;B.审查鉴定结论作出的程序是否合法，如：鉴定人是否具有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等;C.审查鉴定结论赖以依据的检材、样本、鉴定对象是否客观真实;是否符合鉴定条件;D.审查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使用的仪器、设备以及鉴定方法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标准;E.审查判断数份鉴定结论之间的区别及与其他证据之间有无矛盾之处;是否有充分的论据支持;F.审查鉴定人是否有受到外界的影响;是否有徇私、受贿等情形。

　　法官按照上述方法审查判断数份相冲突的鉴定结论，凡合乎法律规定、与其他证据之间没有矛盾、且各证据之间能形成证据锁链的鉴定结论，应予以采信;反之，则不予采信。法官对所采信的那份鉴定结论，应当在判决书中公开阐明所采信鉴定结论的理由及对证据取舍的情况，这样有利于提高法院审判活动的透明度，使当事人对法院采信鉴定结论等证据的情况做到心服口服。

办理贪污贿赂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

　　（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

　　（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

　　（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

　　（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多次索贿的；

　　（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

　　（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第二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三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四条 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

　　符合前款规定的情形，但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符合第一款规定情形的，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裁判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五条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挪用公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四）其他严重的情节。

　　第六条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挪用公款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

　　（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四）其他严重的情节。

　　第七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三）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四）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

　　（五）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

　　（六）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第八条 犯行贿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

　　（二）行贿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三）其他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第九条 犯行贿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二）行贿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第十条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定罪量刑适用标准，参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执行。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规定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定罪量刑适用标准，参照本解释关于行贿罪的规定执行。

　　单位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的规定以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进行非法活动”情形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挪用公款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以及“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关于行贿罪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第十二条 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

　　（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

　　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第十四条 根据行贿犯罪的事实、情节，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较轻”。

　　根据犯罪的事实、情节，已经或者可能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案件”。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

　　（一）主动交待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重大案件线索的；

　　（二）主动交待的犯罪线索不属于重大案件的线索，但该线索对于重大案件侦破有重要作用的；

　　（三）主动交待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证据收集有重要作用的；

　　（四）主动交待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追逃、追赃有重要作用的。

　　第十五条 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

　　第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

　　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

　　第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

　　第十八条 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第十九条 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第二十条 本解释自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全文2021？

人身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不法侵害，造成伤、残、死亡及其他损害，要求侵权人以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侵权法律制度。赔偿权利人是指直接遭受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受害人，或者是由被害人扶养的扶养人。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

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为依法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

　　（一）未经批准擅自进出口列入经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公布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二）未经批准擅自出口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第二条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以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价值二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价值二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情节较轻”，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的；

　　（二）为逃避监管，使用特种交通工具实施的；

　　（三）二年内曾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受过行政处罚的。

　　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不具有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且未造成动物死亡或者动物、动物制品无法追回，行为人全部退赃退赔，确有悔罪表现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珍贵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百万元以上的，可以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珍贵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珍贵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三条 在内陆水域，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定罪处罚：

　　（一）非法捕捞水产品五百公斤以上或者价值一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种、怀卵亲体或者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捕捞水产品五十公斤以上或者价值一千元以上的；

　　（三）在禁渔区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禁用方法或者禁用工具捕捞的；

　　（四）在禁渔期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禁用方法或者禁用工具捕捞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暴力抗拒、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尚未构成妨害公务罪、袭警罪的；

　　（二）二年内曾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对水生生物资源或者水域生态造成严重损害的；

　　（四）纠集多条船只非法捕捞的；

　　（五）以非法捕捞为业的。

　　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根据渔获物的数量、价值和捕捞方法、工具等，认为对水生生物资源危害明显较轻的，综合考虑行为人自愿接受行政处罚、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等情节，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四条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

　　（一）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

　　（二）经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准按照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管理的野生动物。

　　第五条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收购”包括以营利、自用等为目的的购买行为；“运输”包括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进行运送的行为；“出售”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收购”“运输”“出售”，是指以食用为目的，实施前款规定的相应行为。

　　第六条 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价值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价值二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的；

　　（二）为逃避监管，使用特种交通工具实施的;

　　（三）严重影响野生动物科研工作的；

　　（四）二年内曾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受过行政处罚的。

　　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不具有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且未造成动物死亡或者动物、动物制品无法追回，行为人全部退赃退赔，确有悔罪表现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百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可以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七条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以非法狩猎罪定罪处罚：

　　（一）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价值一万元以上的；

　　（二）在禁猎区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狩猎的；

　　（三）在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狩猎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暴力抗拒、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尚未构成妨害公务罪、袭警罪的；

　　（二）对野生动物资源或者栖息地生态造成严重损害的；

　　（三）二年内曾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受过行政处罚的。

　　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根据猎获物的数量、价值和狩猎方法、工具等，认为对野生动物资源危害明显较轻的，综合考虑猎捕的动机、目的、行为人自愿接受行政处罚、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等情节，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八条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以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定罪处罚：

　　（一）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价值一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第一项规定以外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价值五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同时构成非法狩猎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以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定罪处罚。

　　第九条 明知是非法捕捞犯罪所得的水产品、非法狩猎犯罪所得的猎获物而收购、贩卖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第十条 负有野生动物保护和进出口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负有查禁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应当依照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对于“以食用为目的”，应当综合涉案动物及其制品的特征，被查获的地点，加工、包装情况，以及可以证明来源、用途的标识、证明等证据作出认定。

　　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食用为目的”：

　　（一）将相关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在餐饮单位、饮食摊点、超市等场所作为食品销售或者运往上述场所的；

　　（二）通过包装、说明书、广告等介绍相关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食用价值或者方法的；

　　（三）其他足以认定以食用为目的的情形。

　　第十二条 二次以上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二年内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未经处理的，数量、数额累计计算。

　　第十三条 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是否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行为手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以及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认知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妥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根据本解释的规定定罪量刑明显过重的，可以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当处理。

　　涉案动物系人工繁育，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所涉案件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

　　（一）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

　　（二）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作为宠物买卖、运输的。

　　第十四条 对于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被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对于涉案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应当根据下列方法确定：

　　（一）对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根据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评估标准和方法核算；

　　（二）对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偏低的，根据市场价格核算，必要时，也可以参照相关评估标准和方法核算。

　　第十六条 根据本解释第十五条规定难以确定涉案动物及其制品价值的，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或者下列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一）价格认证机构出具的报告；

　　（二）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或者海关总署等指定的机构出具的报告；

　　（三）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或者直属海关等出具的报告。

　　第十七条 对于涉案动物的种属类别、是否系人工繁育，非法捕捞、狩猎的工具、方法，以及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等专门性问题，可以由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侦查机关依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出具认定意见；难以确定的，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本解释第十六条所列机构出具的报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结合其他证据材料综合审查，依法作出认定。

　　第十八条 餐饮公司、渔业公司等单位实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十九条 在海洋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采捕珊瑚、砗磲或者其他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珊瑚、砗磲或者其他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定罪量刑标准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16〕17号)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条 本解释自2022年4月9日起施行。本解释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7号）同时废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