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命偿命的法律思想？

司法的功能，在于恢复被破坏的秩序。假如一个人伤害了另外一个人，社会任由被伤害的人组织力量对伤害他的人进行反击，那么社会必将出现两种后果：一是弱肉强食，强者始终在欺侮弱者；二是双方势均力敌，社会陷入无穷的伤害循环中直至崩溃。人们发现，无论哪一种后果，最终都会伤及无辜，并导致两败俱伤。为了避免这种局面，人们于是组建政府，设立司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司法解决问题的方式，简单地说，就是将报复权收归国有，由国家而不是被害方行使对加害人的惩罚权。这样做的好处是明显的。首先，没有任何一个加害人的力量能够强过政府，因此从理论上说，只要政府愿意，它就总是能为民伸冤。其次，由政府而不是个人执行惩罚，可以限制报复的程度，不会因过度报复引发新的不必要的伤害。再次，无论对于加害人还是受害人，政府的执法都具有相当的权威，通常情况下，既能够维护秩序，又不致引起反抗。换言之，政府有权强行决定加害方的代价和受害方的补偿，恢复被破坏的秩序，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

因此，在理想的司法环境中，法院作出的判决应该起到“息诉止纷”的作用。然而在现实中却往往难以做到，总是被告人满意了，被害人不高兴，被害人高兴了，被告人又不满意，甚至出现对于判决，被害方和被告方都不满意而同时上诉申诉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不存在真正理想的司法，存在的不过是最不坏的司法：一来是因为规则制定得不尽合理，要么更多照顾了被告人的利益，要么反之，一碗水端不平；二来是由于司法不够透明导致缺乏权威，两者交互作用，就容易出现对于被害方感到欣慰的结果，被告方却在大声喊冤的情形。

既然完全合理的规则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偷懒的办法就是借鉴民意，这样做至少不会得罪大多数人。在刑事法领域里，最为流行也是最致命的民意，莫过于“杀人偿命”的观念。于是，不学无术的官员和人云亦云的群众一道，将死刑变成了法制史中的一道独特风景，代代相传又绵绵不绝，基于民意又强化了民意。

直到今天，“杀人偿命”的观念依然为大多数国人所秉持，很少有人注意到，在现代司法中，事实上根本做不到“杀人偿命”。

首先，作为终极的刑罚，死刑就是死刑，本身缺乏量化的条件和可能。比如张三杀了李四，要偿命的话可以通过杀了张三来实现，但是如果张三还杀了王二，显然也只能杀一次张三。那么你认为张三是偿了李四的命，还是偿了王二的命？以此类推，假如张三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惯犯呢？中国历史上，为了解决类似问题，特别在死刑的执行方式上大做文章，将谋反（反对统治者）和谋大逆（毁纲常）等严重的罪名规定了“车裂”或“凌迟”等残酷的行刑方式。但在现代社会，由于行刑不再公开，在枪决或者注射的问题上纠结，意义已经非常有限。

其次，“杀人偿命”无法区分具体犯罪的因果关系和情节要素。如果抢劫绑架杀人灭口要偿命，那么因防卫过当而杀人要不要偿命？如果因感情纠葛而杀人泄愤要偿命，那么被害人有过错导致杀人的要不要偿命？如果杀人后潜逃要偿命，那么杀人后自首要不要偿命？如果被告人拒不悔改的要偿命，那么被告人真心悔过的要不要偿命？如果成年人杀人需要偿命，那么老人或者未成年人杀人要不要偿命？等等。最后终极的问题还有，既然民众不能杀人，为什么国家就可以呢？法院的杀人权又来自何处呢？

这样，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真的在践行“杀人偿命”的原则。比如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就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杀人不一定要偿命，将一个杀人者根据具体情况判死刑和判三年有期徒刑都是合法的，这就不存在一个“杀人偿命”的确定观念。

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民众依然认为杀人者就应当偿命呢？这就涉及到规则制定的问题。一个好的规则，应该能够将民意引导到一个可控的、可量化的、轻缓的方向上来。根据这个标准，我们的规则并不是最好的，因为它不够清晰明确，反而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假如民众的普遍观念是“杀人偿命”，法律条文也规定“杀人可以偿命”，那么，一旦有人因为杀人被判了死刑，而有人杀了人却没有被判死刑，民意就会分化、对立，从而损害司法权威。这显然不算是一个好的规则。相反，如果规则制定者能够有打破常规的胆识，在罪与刑的阶梯上重新确立一个轻轻重重的次序并严格执行，比如杀人对应的不是死刑，而是终身监禁或者长期徒刑不得假释，民众的观念就会逐步转化，慢慢接受一个较低层次但更加公平的处罚，“杀人偿命”的观念就会逐渐被放弃，一个既不科学又无法成全的民意就扭转了。没有任何一个公民能够单独做到这一点，但国家可以，因为它垄断了刑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