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例说明法律正义的方式有？

1884年夏天，四名英国海员被困在大西洋上，没有淡水和食物，三天时间里，四人的生命危在旦夕。这四名船员里，有一名十七岁的孤儿帕克，他忍受不住饥渴，不听其他船员的劝告，喝下了海水，因此生了病，看起来快死了。其他三名船员此时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们杀死了帕克，靠他的血肉，一直维持到了救援的到来。在回到了英格兰之后，他们被捕，接受了审判，承认杀害并吃掉了帕克，但是他们声称这样做完全是必要的。

这个案例我第一次知道，是因为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他的课堂实录《公正》提到过。桑德尔提到这个案例时，作出了如下假设：假如你是法官，你会如何裁决呢？桑德尔的课堂涉及到的更多是道德层面的讨论，即是说，杀死帕克在道德上是否可取？对此很多人都有一种意见，觉得在一种极端的情境之下，牺牲一个人，成全其他三个人的生命似乎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正确选择，更何况当时的情况之下，帕克几乎也没有生存下去的可能。但是换一种思路考虑这个问题，即使考虑到当时的结果，难道未经同意就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正确的选择吗？

桑德尔借此例主要想说明功利主义的缺陷，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考量，我们会发现，法律层面对此的讨论正好暗示了法律存在的本体论，即是说，在那些无法用道德明晰的地方，需要用法律实现正义和公平。我在《法律门前》里再次读到这个案例时，突然意识到，法律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力图还原某种真相，并在此真相之中求得公正之实现。道德的缺陷，需要法律的填充；法律的缺席，需要道德的弥补。道德和法律虽然不同，但是却无法绝对分离。道德涉及个体，法律关乎公众，从个体到公众之间的转变，也是从习俗到法律之间的跨越。

《法的门前》是这样一本书，在美国各大学法学院比较通用一本教科书叫做《法律之门》，迄今为止，随着时代的变迁，这本书进行了多次修订。而《法律门前》是对这样一本权威的法律教科书精华部分的汇编。与我们读到大部分教科书的刻板无趣印象不同，《法的门前》旨在展示美国的法律过程，但是不只通过描述，而且通过让读者置身于你来我往的争辩之中，强调法律争辩的重要意义。书中选取的资料安排非常有自己的特点，让每一观点都能与其他观点针锋相对，在每一种冲突对立中引人深思，在每一文章中都有案例提供探索人的紧张关系的机会。正是这种独特的编选风格，吸引了大量的阅读者和学习者，就连我这种法律的门外汉也能读得津津有味，收获颇丰。

以我们上文提到的杀人案为例，除了引发我们对生命困境的反思，更多的问题集中在，我们有权利剥夺别人的生命吗？这种极端情境是否存在？杀人是否有正当性的存在？当我们的生命受到暴力威胁时，这种状况下的杀人是否认为是正当的？所有的这一切疑问在书中并没有解答，书本本身不提供任何答案，它只负责唤醒你的思考，从而让你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从而尽量考虑到各种因素对法律判决的影响，对一本教科书而言，这就足够了。

但是换个角度看，这又不够。《法的门前》中提到了法律程序中各个方面，传统的存在、法官的情绪、价值的模糊、利益的诱惑、身份的模糊、律师的良心、陪审团的决议等等，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差错，就意味着使法律蒙羞。法律当然不都是正义的，实际上，法律的非正义特性与正义特性一样多，借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瑟曼·阿诺德在《政府的象征》里的话说：“法的功能，与其说是对社会的指导，不如说是对社会的安抚。尽管‘法治’的概念可能成为反抗的道义背景，但它通常诱导人们安于现状……从实用的角度看，法治是维护社会稳定最坚固的柱石，因为它承认每一非特权者的愿望，并且提供给他们一个官方任何的实现其愿望的场所，而不必涉及可能动摇现存权力金字塔的特殊行动。”

我初次读到上面的引文有些吃惊和意外，因为在一本法律的教科书中，恰恰出现了质疑法律的正当性和正义性的文字。这些反对的声音绝对不可能出现在我们自己的教科书上，我们的教科书中意识形态的标准往往是最高的标准，而不是从公正的实现程度来剖析法律的存在是否正当。我们接受的教育中也很少具有反抗精神的，我们被教导最多的是对权威服从，以及对法律的遵守，我们被这种法律禁锢之下的生活败坏掉了，我们在成长中丧失了自己的纯真以及所有主动思考的习性。法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在提供我们正义和公平的同时，把我们纳入了权威与偏见的深渊。

在《法的门前》中有很多类似的案例，指明了法律的这种模糊性，有时表面上法律是正义的，但它适用的却是非正义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之死。我们会说那种判决是错误的，但是苏格拉底却宁愿遵守这个错误的判决结果，这种模糊性到底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违反了被良知判为非正义之法的人，并且乐于接受监禁之刑，以唤起社会公众的良知，他就是在事实上表达了对法律的最高崇敬”。换句话说，法律无论能否带来正义当然需要注意，但是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法律的正义是否能实现，我们无法撇开法律，单凭依靠习俗与道德融于公众的生活。法律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至于能否带来正义和公平，需要程序的设定，也需要涉及的人类对对普世价值的坚守。正如我们经常提及民主时的那句话，民主之所以可取，并不是因为它是最好的制度，而是因为它是弊病最少的制度。这种制度并不给人民提供幸福，而只是给人民追求幸福的自由提供保障。这句话同样适用法律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