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开庭证人怎么出庭？

一、网上开庭证人怎么出庭？

先向法院申请提交证人出庭申请书，然后在网上开庭的之前，让证人准备好一个手机，直接点击开庭链接就可以参与庭审。

二、专家辅助人出庭规则

专家辅助人，也称诉讼辅助人，是指在科学技术和其它专业方面具有特殊知识或经验的人，类似于法官或法庭顾问，其即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也不同于鉴定人。这次司法解释称之为专业人员。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可以向法庭申请由专业人员出庭进行说明，法庭也可以通知专业人员出庭说明。必要时 ，法庭可以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对质。当事人对出庭的专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学历、资力等专业资格等有异议的，可以进行询问。由法庭决定其是否可以作为专业人员出庭。专业人员可以对鉴定人员进行询问。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在经济案件中，证人有没有权利不作证？如不作证，需承担什么法律后果吗？

有权利，但是公民有作证的义务，且拒不作证也不受法律制裁，除非构成包庇罪的情况下。

新刑诉法在现行刑诉法第47条“证人证言未经法庭质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规定基础上，就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出近十项新规定，如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启动程序、增设审前会议法官听取诉辩双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意见、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以及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证人的人身法律保护与经济补偿、警察证人出庭作证、被告人近亲属享有出庭作证豁免权，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屏蔽作证以及远程作证等。

新刑诉法第187条、第188条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法律责任更是作出严厉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拒绝到庭或到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进一步确立当庭举证质证的证据采信规则，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基本不出庭作证的司法常态，将起到积极推进作用，应予肯定。但是对比“鉴定人拒绝出庭作证，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新刑诉法规定，笔者以为，结合我国实情，仅通过立法明确追究证人拒绝出庭或出庭后拒绝作证的法律责任，仍难有效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基本不出庭作证的司法常态，仍然无法有较摆脱司法机关不期待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大司法惯性，仅依赖追究法律责任推进证人出庭作证的做法，实际功效只能是花拳绣腿，唯有通过立法明确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即经人民法院通知，拒绝到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无效，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再辅之追究法律责任，才能有效兑现证人出庭作证立法宗旨，通过刑诉法自有的程序保障机制，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程序规定得以有效实施。期待在新刑诉法司法解释中，能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法律后果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对可以不出庭作证的范围作出更便于操作的具体规定。

公民有作证的义务，但是拒不作证也不受法律制裁，除非构成包庇罪

我国公民出庭作证问题从来都是写在纸上的呀。

证人有作证义务，但是没有出庭作证也不会被追究责任。

经济案件应该不是指刑事案，不会构成包庇罪吧。

四、英美法系专家证人中的专家如何界定

专家证人制度是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所特有的一种法律制度，不同于通常所指的普通证人。专家证人是指“具备知识、技能、经验、受过培训或教育，而就证据或事实争点提供科学、技术或其他专业意见的证人”。{1}与大陆法系鉴定权主义所产生的专家鉴定制度相对应，专家证人制度是英美法系对鉴定人制度采纳鉴定人主义的体现。作为一个大陆法系国家，专家证人对于我国而言仍然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

一、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一）专家证人制度的起源

专家证人制度最早发源于14世纪的英国，其以法官助手的身份出现，由法院指定。18世纪，在独立自由主义宪法精神的影响下，当事人被允许聘请专家证人，并且专家证人一般只对当事人负责，无须具有中立性。在庭审过程中，专家证人证言的真假性一般是通过当事人双方及其律师的交叉询问予以确定的。

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是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对抗制诉讼模式的缩影。当事人主义的核心理念就在于“利用相互对立的当事人对胜利结果的追求，使当事人在诉讼中充分展开攻击和防御，而法官或陪审团则被动地从当事人双方的竞技过程中判断哪一方当事人应当胜诉。”{2}英美法系之所以采取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制诉讼模式，是因为其认为这种由双方当事人主动进行的证据收集比由任何一方当事人或法院进行收集具有更大的推动力与更高的彻底性，而作为具有证据效力的专家证人的意见或鉴定因其较高的科学性、客观性与可信度，无疑对当事人之间的庭上平等对决具有不可忽视的帮助。因此，由当事人自由选任专家证人与英美法系所推崇的当事人主义是相符的，其有利于通过当事人相互之间抗争来提高认清案件争议点的效率，有利于通过竞争双方的相互举证全面地揭示案件真相。

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离不开英美法中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与交叉询问机制。首先，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是英美法系所主张的“庭审中心”主义的体现，认为所有证据都要在庭审过程中主动直接向法官提出。对于传闻证据而言，其只适用于人证，非物证，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对案件有直接感知者不出庭由他人代为转述和对案件有直接感知者以书面等方式而不出庭作证向法官提出材料。

英美法系之所以排除传闻证据，其理由在于：对被告人而言，传闻证据侵犯了被告人的对质权，剥夺了被告人获得公平审判的机会；对陪审团而言，传闻证据使得其对证人、证人陈述的内容以及证人陈述的可信程度等缺乏亲身感知，“在他的大脑中也就没有陈述人的陈述信息的直接存在”{3}。因此对于专家证人制度而言，为保证证言的可信度与可采性，专家证人必须出庭接受双方的交叉询问，以求达到认清事实真相的目的，为陪审团与法官的公正裁决提供有力依据。可见，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是保证专家证人制度得以运行的重要基础。

其次，英美法系的交叉询问机制亦是专家证人制度运行的“基石”。英美法系认为，交叉询问的主要目的是在提出对自身最有利证据的同时，对对方证人提供的证言进行质疑，以便降低甚至消除该证言在事实裁判者心目中的可信度，从而形成对本方来说最佳的诉讼观点，由此衍生出所认为的“最为公平”的判决结果。对专家证人制度而言，这种着力攻讦对方证据弱点或缺陷的庭审质证程序意味着尽管当事人可以自由选任有利于己的专家证人，但并不一定可以获得有利的诉讼结果。相反，经不起交叉询问“狂轰滥炸”的专家证人证言无法成为定案依据，相关专家证人还有可能承担伪证罪的法律责任。因此，交叉询问机制为专家证人制度有效地运作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倘若没有交叉询问机制，就很容易造成专家证人的滥用与虚假证词的肆意捏造，导致司法效率的低下与冤假错案的滋生。

总而言之，作为专家证人制度的基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为其提供了可能，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将专家证人从“幕后”推到了“台前”，交叉询问机制又对专家证人能否“上台”予以了审查，从而保证了走到最后的专家证人证言是能够被大众认可与满意的“节目”。

（二）国外专家证人制度的弊病与发展

1．国外专家证人制度存在的弊病

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专家证人制度对司法效率与判决公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并日臻成熟与完善，但同时其中的各种弊病也不断显现出来并越发严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专家证人商业化严重。在对抗制这种诉讼模式中，由于专家证人由当事人在诉讼中自行聘请，出于利己目的，当事人愿意花更高的价钱聘请能够做出对他们更有利证言的专家，而专家为获得更高报酬也乐意于为“衣食父母”提供这样的服务。这就导致专家应该客观真实地陈述自己观点所体现的中立性越发被削弱，一个专家越是中立，就越难被聘用。诚如沃尔夫勋爵（LordWoolf）在《接近正义》的最终报告中指出的：“民事案件对专家证据的可采性的放任是一种严重的弊病，它造就了一批获取高额报酬的专家，他们根据聘请他们的当事人的需要出具专家意见，这种做法的代价就是阻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4}专家证人对当事人的依附性，导致了专家证人中立性的偏移与专家证据公正性的灭失，也渐渐导致专家证人沦为当事人与律师的“玩偶”，想要如何操控就如何操控。

（2）诉讼成本持续飙升。沃尔夫勋爵在1996年的《英国司法改革中期报告》中指出：诉讼成本不必要增加的两个原因是失控的证据开示和失控的专家证人。为了胜诉，越来越多当事人聘请一个甚至多个专家证人，而随着社会与科技的进步，专家证人证言在诉讼中越发重要，专家的要价也必然越来越高。以英国为例，英国杂志《你的证人》在1995、 1997、 1999、 2001、 2003年对专家证人的收费标准作了五份问卷调查，调查报告显示，专家证人准备专家报告的平均收费标准在1997年为每小时93英镑，1999年为100英镑，2001年为110英镑，2003年则为123英镑；出庭一天的平均收费标准同样逐年飙升，2003年已升至893英镑。{5}同样的情况亦发生在美国。可以说，诉讼对抗的强度过高，专家证据的无限制采用是造成诉讼成本持续攀升的主因，而按小时收费的专家证人职业化标准亦是火上浇油。同时，高昂的诉讼费用还导致了当事人诉讼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专家证人成为穷人打官司付不起的奢侈品。

（3）诉讼迟延问题加剧。首先，法庭对抗的激烈化意味着如果想要胜诉，就必须要准备更加充分详尽的专家报告以应对；其次，高额的报酬与按小时计费的收费模式也诱使专家的报告越发的冗长；其三，由于社会关系更主要是专家报告的复杂化，导致了交叉询问程序也变得更加迟延了。不仅是证据开示与庭审质证的时间，包括裁判者认清争议问题的时间都被迫更加迟延。

（4）心理专家成为证人。心理学的普及与专家证人制度的发展，使得心理专家也登上了法庭这一舞台。并且，心理学家提供专家证言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证人证言、受审能力、儿童监护、精神错乱辩护等。{6}但对于心理专家是否可以成为专家证人，质疑声与批评声一直都存在。因为对于心理这一主观感知的因素，以客观拟定的一般标准去判断并得出结论，确实在特殊情况下有失妥当，并且心理专家如果作为专家证人陈述证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左右法官与陪审团的判断而可能使最后裁决失之公允。因此，将心理专家的证人证言作为判案依据，需要十分谨慎。

2．国外专家证人制度的发展

以上所述的专家证人制度的各种问题，似乎已形成了一个连锁的恶性循环，只要其中某一种问题发生，将会导致其他问题也相应产生。因此面对现实问题的急迫性与学界广泛的改革呼声，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了一番改善，以最具代表性的英国民事诉讼领域为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专家证人对法院的优先职责。美国学者Langbein曾这样比喻，“美国的专家证人就像律师手中的萨克斯管，律师想吹出什么调就能吹出什么调”。对于专家证人本应客观真实地陈述案件事实的中立性逐渐丧失、商业化与倾向性逐渐明显的情况，1999年施行的新《民事诉讼规则》第35条第5款规定了专家证人对法院承担优先职责：①专家证人的职责在于就其专业知识领域内的事项协助法院；②这种职责优先于专家证人对委托或聘任他的当事人的职责。同时，这种保护专家公正性与中立性措施亦对律师提出了告知要求，律师有义务使当事人明白，专家证人将客观真实地发表证言而不会带有任何的倾向性。

（2）适用共同专家证人及专家证人之间的协作。新规则第35条第7款规定：当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希望就某一特定问题提交专家证据时，法院可以指定只由一名专家证人就该问题提交专家证据；指示方当事人就专家证人的人选不能达成一致时，法院可从指示方当事人准备或提出的专家证人名单中选择一名专家证人，或按法院所确定的其他方式选择专家证人。这说明，新规则更鼓励当事人就一个争议点尽量使用同一个专家证人，并在适当时候可以强制适用。这一重大改革，“集中反映了民事诉讼程序经济的价值目标，也体现了对抗制诉讼模式的转型和诉讼文化的变革”{7}。

同时，新规则还将专家证人之间的协作放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以减少加剧的分歧，更有效地发现案件事实。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法官均可指令双方专家进行“无偏见”的讨论，{8}目的在于要求专家证人确认诉讼中的有关问题，并在可能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法院可以指定专家必须讨论的问题，还可以要求专家在讨论结束后向法院提交一份声明，载明他们已达成一致及尚未达成一致的问题，并对未达成一致的问题说明理由。

（3）加强法院对专家证据使用的限制。就专家证人泛滥、商业化严重的问题，新规则第35条第1款规定：专家证据的使用只限于为解决诉讼中的问题而有合理必要时。第35条第4款规定：未经法院许可，当事人不得传唤专家证人，也不得提出专家报告作为证据。如果一方当事人申请法院传唤专家证人，需表明他所希望依赖的专家证据领域以及他希望传唤的专家在该领域内具有丰富的经验。新规则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诉讼迟延与诉讼成本高昂的问题。此外，民事诉讼规则第35条第5款规定，专家证据须以书面报告形式提交，法院另有指令的除外。这一旨在为诉讼提速之举亦是法院对专家证据使用的限制，赋予专家报告更重要的责任以减少庭审时耗，并同时要求专家对当事人庭审前提出的质疑在专家报告中予以答复。

二、我国引入专家证人制度之分析与思考

（一）我国引入专家证人制度之阻碍

我国由于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在司法鉴定制度方面存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做法是预先将鉴定权赋予特定机构，包括公检法机关、经司法机关授权的专业政法院校、医疗事故处理委员会以及相关指定的医院等。总体来说，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具有以下特点：由公安司法机关聘请而不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具有中立性，以辅助司法机关为首要职责，适用回避制度；有伪证罪的法定责任。

专家证人，其性质类似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鉴定人，但其包含的范围要远远大于鉴定人，像心理学家、医生都可以作为专家证人，像著名的美籍华人李昌钰博士就是这类专家证人。专家证人的作证是基于其掌握的特定专门学科的有关学识或经验而向法庭提供专业意见，因此这种证言又被称为意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