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家训的特点？

唐代是中古士族社会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士族名门的家风、家训和家法对新旧士族的兴衰有着重要意义。唐朝宰相崔祐甫云：“能君之德，靖人于教化，教化之兴，始于家庭，延于邦国，事之体大。”显然，传统社会的家庭教化包括家风、家训、家法，它们在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不仅关乎家庭之兴衰，也影响着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

家训、家风、家法与士族的兴衰

陈寅恪先生认为所谓士族“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魏晋隋唐时期，士族之家普遍重视家风、家训、礼法和家法，注重传承家学教育子弟，逐步形成所谓“雅有家风，政事规为”的名门士族(《授大理卿李坰黔中宣慰使制》)。“家法备，然后可以言养人”(《新唐书·柳公绰传》)，成为社会共识。颜之推在开皇末作《颜氏家训》，开启世家大族重视编撰家训的风气。唐代士人编撰家训的风气很盛，如王方庆作《王氏训诫》，柳玭作《戒子孙》等，唐太宗作《帝范》也可视作帝王之家的家训。

唐代名门士族家风的形成和延续，离不开优秀的家训、严明的家法。开元中宰相韩休以“家训子侄至严”著称。穆宁“居家严，事寡姊恭甚”，他“家法清严”，其子赞、质等“兄弟奉指使，笞责如僮仆，赞最孝谨”。贞元间，“言家法者，尚韩、穆二门”，有“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为高”的说法(《旧唐书·穆宁传》)。又博陵崔邠，其父倕，“三世一爨，当时言治家者推其法”(《新唐书·崔邠传》)，他兄弟四人进士及第，一人位至宰相，“邠、郾、郸凡为礼部五，吏部再，唐兴无有也”。宣宗闻而叹曰：“郸一门孝友，可为士族法。”因题曰：“德星堂。”中晚唐时期，京兆柳子温家法严明，“以礼法自持”，专门和苦药丸，让子弟公绰等在夜间学习时含之，提神醒脑，“以资勤苦”(《南部新书》卷丁)。在这种教育下成长的柳公绰“性谨重，动循礼法”，“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后来，牛僧孺赞叹柳仲郢良好的家教：“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因此，史称“言家法者，世称柳氏”(《旧唐书·柳公绰传》)。

家训内容与家风、家法的形成

唐代家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开启了中国古代“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大一统的隋唐王朝采取了削弱士族势力的策略，“以文取士”，富贵、财产不再恒久，“读书便是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以诗书传家，求取功名的观念，成为士人的最高追求。杜甫作《宗武生日》，劝勉儿子：“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韩愈劝诫子弟：“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他还强调人生来贤愚相近，“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的天壤之别，关键在于是否读诗书。元稹训诫子侄，“吾家世俭贫，先人遗训，常恐置产怠子孙，故家无樵苏之地”，激励子孙勤勉学习，通过“佩服《诗》《书》，以求荣达”，而且要“千万努力，无弃斯须”。苦读诗书是贫寒子弟通向富贵最有效的途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话在唐宋成为现实。王安石便劝勉子孙，“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男儿不读诗书”，“恰似园中肥地草”。